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。随后由于种种原因，我国建立了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，在这一制度下，土地使用无偿划拨，土地不允许出租或流转，农民种什么，种多少，怎样种，完全听任人民公社的安排，没有经营自主权。“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”，分配上的大锅饭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再加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，牢牢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。久而久之，由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，助长了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以及瞎指挥，以致最后频频出现生存危机，不得不进行改革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把生产经营自主权和产品处置权还给了农民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地还是那些地，但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却截然不同，一下子解决了原来想解决而一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。这足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“只要给人民群众一个创造权，人民群众就能创造出一片新天地”——（穆青语，报刊文墒，1993.12.30）随着耕者有其田问题的解决，耕者有其利的问题紧随而至。在农业税取消前，县、乡、村在任务的压力下，形成了利益共同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为了完成任务，首先对基层干部实行任命制，建立“命令——服从”的互动关系，强化了等级观念，使乡村民主流于形式。农民对乡村经济发展的重大事项没有话语权，更没有决策权，只有接受的份，没有反对的理。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，影响了乡村社会的和谐。其次，对土地、森林、矿藏等自然资源实行严格的控制。随意解读有关法律政策，“使坐拥资源的老百姓成为资源收益的局外人。”林业产权改革前“山是集体的，树是干部的，就是没有农民的。”农民不但不能从土地等生产要素中得到收益，有时甚至连劳动所得还要被各种乱收费、乱滩派、乱罚款所蚕食。种田不赚钱，甚至亏本，使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流转漠不关心，对土地承包权也无所谓。粗放经营，甚至出现抛荒现象，降低了土地的利用率。在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，对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。最后，乡村干部为了催粮收款而疲于奔命，处在上压、下顶夹中间的尴尬，任务完不成一票否决，工作热情受挫，干群矛盾紧张，群体事件时有发生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没有理顺农民和土地的利益关系。

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国家财力的增加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：“我国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，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”的论断，为“三农”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。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，结束了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，实现了耕者有其利的最终目的。这一制度的变迁，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，有利于缩小贫富差别，有利于乡村的和谐发展。必将促使农民主人意识、民主意识、市场竞争意识的觉醒，必将促使基层政府的运作模式从压力型转为服务型，必将影响今后农村各项改革发展的走向，成为各项改革的突破口。

三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和谐乡村的关键

我国的土地制度不断在探索中实践，在实践中完善。现在承包权长期不变，使农户对土地具有准所有权，农业税取消，结束了“鞭打快牛”和“以农养政”的历史，消除了千百年来农民勤劳而不富有的体制障碍，赋予农民一种永恒的自我发展力量。走出了由于权利的贫困导致经济的贫困，经济的贫困又加重权利贫困的怪圈。为乡村社会经济的内生式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，正如劳什科所说：农村发展的关键是“地区自身创造力量”的解放（《新华文搞》2007.第14期.第139页），我们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，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。

首先，要适时适度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“干多干少一个样”、“干好干坏一个样”的问题，却不能为农民的增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。现在你干得再好就那个样，你就那一亩三分地，收入不交国家，不留集体，全归自己，就那么回事。“大包干的发祥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，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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